[人文通史] 甲午战争时的惊人计划:奇袭日本本土(附宋育仁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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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 C站 发表于 2017-3-15 23:15:17
【本文摘要】 甲午战争期间,外交官宋育仁曾提出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如果他的奇袭计划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1894年,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在欧期间,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接纳社会名流,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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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

    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下,他立即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


      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英国候补议绅)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驾名(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引自《借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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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既定,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这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了。因时间紧,清廷还未通过正式渠道获得他在欧洲的活动,而此时,公使龚照瑗已经返职。龚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因为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宋育仁因“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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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到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们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这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此事已过去一百多年,关于甲午战争的史书于此事又大都没有记载,所以差不多已被遗忘。在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年到来之际,希望有更多的人知晓其借筹之事,并使其得到告慰。


宋育仁生平、贡献及思想

    1898年,曾是尊经书院首批学生的宋育仁来到成都,成为书院山长(院长),他在教授学生的同时,办起了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蜀学报》,延续了他在重庆办《渝报》的辉煌。《蜀学报》是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维新派的重要阵地,影响很大,但这也为宋育仁埋下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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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育仁是四川富顺人,1857年出生在大岩乡(今仙市镇)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的幼年颇为悲苦,他年仅五岁时母亲就去世,短短六年后父亲也撒手人寰。宋育仁的叔父见他孤苦伶仃,十分可怜,就带他去广汉读书。本就聪慧的宋育仁从此发奋读书,十八岁就考取了秀才。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想要选拔一批有潜力的学生入学,宋育仁是首批入学者之一。

    因《时务论》名动京城

    入读尊经书院时,宋育仁和绵竹才子杨锐成绩最优秀,尊经书院山长王?]运很赏识两人,称他们为“宋玉,扬雄”。作为四川最高学府的尊经书院,完全没有迂腐的旧式教育之风,并不为科举培养人材,而是致力于新学,这里成为宋育仁学习新学、了解西方文化的宝地,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开仕途的诱惑。

    1882年,二十五岁的宋育仁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受聘于资州艺风书院任主讲,名声渐渐大了起来,甚至受到了翁同和等人的赏识。此外,他的著作《周礼十种》和《说文部首笺正》也传入社会,影响了不少学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里,都有《周礼十种》的影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有不少源于宋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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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宋育仁著述:《时务论》




    1886年,宋育仁进京会试,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留在了京城。虽然当京官是件很荣幸的事,但此时的宋育仁却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当时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是慈禧太后的党羽,思想极为保守,权势也很盛,对于宋育仁这种有革新思想的人,他是相当厌恶,他曾斥宋育仁为“狂才”,并处处刁难。

    而此时宋育仁本人的革新思想,也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中法战争之后,标榜“求强求富”思想的洋务派“新政”破产,宋育仁的态度,由前期的怀疑变为后期猛烈的批判,一年后,他写成《时务论》,效仿欧洲君主立宪政体,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并提倡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宋育仁如此大胆的言论顿时震惊朝野,也使他成为众官员中很惹眼的人物。

    1889年宋育仁任翰林院检讨时,光绪举行亲政、如冠、大婚三个大型典礼,宋育仁献上了一共两万多字的《三大礼赋》,光绪对他的文采称赞不已,官员们都在惊叹:“二百年安有此才?”后来,本就很欣赏宋育仁的翁同和把他引荐给光绪,此后宋育仁就成为了“帝党”成员,也是维新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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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宋育仁著述:《采风记》


   
        1895年,38岁的宋育仁从国外归来,仍供职于翰林院。此时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强学会”在京城成立,宋育仁兵事未成,只得寄情于言论。他在“强学会”任都讲,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君主立宪的主张。后来,强学会在守旧官员的大力反对下,被迫解散。

    回四川兴办矿业

   1896年,和宋育仁同在翰林院供职的张百熙发现,外国人已经开始垂涎四川松潘、峨边、冕宁、荥经等地丰富的金、银、锡、铜矿,很有可能去开厂挖掘,因为洋人已和清政府达成协议,有了开矿的权力。张百熙很是焦急,于是奏请开办矿务商务,并推荐了宋育仁去四川管理此事,朝廷很快便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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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宋育仁到四川后,就在重庆设了商务局,兴办了一大批公司,小到蜡烛、玻璃公司,大到烟草、药材公司,他都给予支持。宋育仁曾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僚;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立,商务局不过问。因为他知道,外商资金非常雄厚,老百姓很难抗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民间资本聚集起来,把大矿好矿统统揽下,并不让外商入股。在当时的时局下,这种办法无疑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资本。

    宋育仁到职后马上拟定官绅合办矿务章程,以官绅合力之资办矿,对于那些商务局顾不过来的小矿,允许老百姓投资,商务局核准之后就任其自由开采,宋育仁的措施一出,那些外国商人气得跳脚,但一时间又奈何不得,只得吃个哑巴亏。四川的矿业顿时兴盛起来。


    不久后,宋育仁又施行了一项更惊人的举措,他请上海商人成立公司,投资开采泸州、叙州等地的矿山。这种举措无疑便是一种招商引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仍在施行。宋育仁极富远见的经营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当宋育仁兴办矿业成功之后,他又萌生了办报的念头。在他看来,外国人之所以敢欺负我们,政治腐败是根源,但民心散乱也是原因之一。要唤起民心,只得维新图强,并用舆论引导。  

  成都创办《蜀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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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年时的四川,还没有一张报纸,宋育仁和几个朋友在重庆创办了四川近代最早的报纸《渝报》,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渝报》诞生之时,正是变法学说最盛之期,一时间反响甚大,好评如潮。

    1898年初,宋育仁受聘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他非常希望《渝报》的原班人马和他一起开赴成都,创办出新的报纸。他这样一说,自然很多人响应。不久后,宋育仁一行来到成都,组织了“蜀学会”,又将《渝报》报名改为《蜀学报》,报馆则设在成都尊经书局内。1898年3月,《蜀学报》在成都正式出版,这是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

    做报纸,宋育仁已是轻车熟路,发行全依照《渝报》的老路子,在各大城市和本省州级城市设立代派处,宣传自己的报纸吸引读者订阅。不久后,《蜀学报》就开始大卖,巅峰时期发行量甚至突破了两千份,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销量。

    宋育仁聘请的主笔吴之英和总纂廖季平,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什么类型的文章都能信手拈来。宋育仁很欣赏吴之英,这不仅是因为吴之英在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声律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还因为吴之英和宋育仁的主张以及对时事的判断颇为相合。

    吴之英担任《蜀学报》主笔后,发表了《蜀学报初开述议》、《蜀学讲义》、《政要论》、《矿议》、《救弱当用法家论》、《法家善复古说》等一批直接针对清廷政治、经济时弊的文章,宋育仁赞赏不已,他还推荐了吴之英到尊经书院任都讲。

    而宋育仁本人也没有闲着,他也常奋笔疾书,评议时弊,维新立场也相当鲜明。此时的《蜀学报》,完全是维新派的一个重要阵地。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维新派人物有什么动向等,报纸上都有报道,尤其是有关强学会、保国会的事情,《蜀学报》常常连篇累牍地报道。《康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摺》和《拟保国会章程》都曾全文登载。

    直指时弊的文风,很快使《蜀学报》的影响越来越大,供不应求,宋育仁非常高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为他埋下了日后的祸端。

    革职赋闲的满清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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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宋育仁晚年隐居地,并葬于此。




    当时有不少人,好心提醒宋育仁,说《蜀学报》言论很激烈,言多必有失,说不定什么时候祸事就来了。宋育仁却不以为然地说,中国之所以积弱如此,就是因为时时处处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的人多了,而有勇气置身事中的人少了。此后依然我行我素,大力宣传维新思想。

   《蜀学报》依旧在红红火火地办着,当出到第13期报纸时,遥远的京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变故,宋育仁和他苦心经营的报纸,也有了祸事。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一心想要变法的光绪被软禁,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个维新志士被杀,此外,受牵连的官员数不胜数。当慈禧下旨废止一切新政后,《蜀学报》和蜀学会自然在被禁之列,宋育仁虽远在成都,但他是《蜀学报》的创办者,又是大有名气的维新派,所以也没能避免这次祸事。幸运的是,他被揭掉了乌纱帽,赋闲在京城,还没有掉脑袋或被流放。后来宋育仁写诗凭吊谭嗣同:赫赫谭君故,湖湘七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此后在京城赋闲的宋育仁每天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只能写写文章熬日子。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08年。这年宋育仁入湖广总督府当了个小小的幕僚,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喜欢直言的脾气,很快,就得罪了权贵,被炒了鱿鱼,再次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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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宋育仁墓亭联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本想着“君主立宪”制的宋育仁看着大清覆灭,变了国体,一时很难接受,暗中为大清垂泪。1914年,迫于生计的宋育仁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当了北京国史馆的代馆长。作为满清遗老的他甚至还想着有一天回到过去,恢复大清的传统,他大着胆子上书袁世凯,要求“还政于清”,结果得了个“危害民国”的罪名,被押解回了四川,成为“五老七贤”之一。

    仕途已无望,宋育仁心灰意懒,他在用最后的精力主修了《富顺县志》后,终在病痛中了却余生,1931年在成都去世,终年74岁。

历史的评论

      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秉承“经世致用”的爱国传统,“睁眼看世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号召下,向西方学习,艰辛地探索着救亡图存之道。宋育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是四川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就是19世纪里我们不应忘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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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人(原属富顺县)。是清末“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家,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885年,当在书院学习的廖平写出《今古学考》,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时,宋育仁也写出《周礼十种》。其中的《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这比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早了10年。

       宋育仁是近代最早以“托古改制”为幌子,以“复古即维新”为号召,主张系统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想家,被时人称为“谈新政最早”者之一。出使欧洲的经历及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使宋育仁的思想具有同时代的一般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深邃。

      宋育仁因在川举办商务,创办了《渝报》、《蜀学报》,创建了蜀学会,主讲资州艺风书院,掌尊经书院,总纂《四川通志》和《富顺县志》,并留下《时务论》、《采风记》、《经世财政学》等大量的著述,是清末民初四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四川工商业创始人和报业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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