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战国商人 ——白圭 百度百科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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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 C站 发表于 2017-3-15 23: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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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前463年———前385年), 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白圭从商选择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展现了其高远的眼光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并总结了一套经营理念。《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通过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若当年丰收,来年大旱,今年就大量收购粮食,屯积货物。想让粮价增长,就专买下等谷物;想让成色提高,就专买下等谷物。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白圭虽为富商,但生活俭朴,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他的奴仆们同甘共苦。


  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早年为官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先后在各国确立。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人民的消费购买能力也迅速增长。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一切因素的推动下,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越,工商界的天下,已经被新兴于春秋末年的自由商人占领了,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而被后世尊为百代商人之祖的白圭,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据说曾经在魏惠王初期担任魏国的相。那时,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白圭施展了他杰出的治水才能,解除了大梁的水患。白圭自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超,他说,千里长的大堤,常常因为小小的蚂蚁窝而导致崩溃,于是,他治水的时候,派人沿着大堤检查,堵塞了所有的蚂蚁窝,于是,大堤固若金汤,水患也消除了。后来,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白圭看到这一情形,就毅然离开了魏国,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是白圭却都婉言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白圭回答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已经到了尽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了尽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了尽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奋发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的。”


  离开齐国之后,白圭曾经到过西方的强国秦国,当时正值商鞅变法之时,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对,于是没有在秦国做官。白圭经过一番游历之后,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得更是透彻,也对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厌恶,于是他放弃从政,转而走上经商之路。
  


弃政从商



  白圭的出生地洛阳自古商业就很发达,洛阳人善为商贾,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追逐利润是洛阳人的传统。出生于此的白圭有极高的商业天分,很快成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战国时期,商业迅速发展,商人的队伍非常庞大,因此也鱼龙混杂,有的公平买卖,正当经营;可是也有很多商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很多大商人还兼放高利贷,谋取暴利。于是,当时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而白圭正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经说,经营珠玉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敏感的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策略。白圭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的做法是在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而且白圭所说的“与”,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还很注重扶植农民的生产,以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商品来源。他曾经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既为自己获取了利润,又帮助农民增加了产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货源。白圭把自己的商业经营建立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通过商业来促进农业生产,通过农业生产的发展来推进商业经营。这种经营理念是前所未有的,这比商鞅变法时重农抑商的政策无疑高明了很多。战国时期的商业,尤其是以权贵富豪为对象的珠宝经营利润极高。但是白圭选择的“下谷”等生活必需品的经营,面对的却是广大比较清贫的平民百姓,因此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农副产品的经营受农业收成的制约很大,因此,把握时机,尤其是掌握年景丰歉变化的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白圭具有高超的把握时机的本领,他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粮价低廉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白圭的这套商情预测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农业经济循环论,这表现出白圭极高的知识水平和高远的眼光。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作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白圭创造性地继承、应用了前人的智慧,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商业理论和经营策略。他曾经极为自负地说,他治理生产,经营买卖,就像古代的伊尹、吕尚运用谋略治理国家,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一样。白圭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的经营,证明他是完全有资格如此自负的。


  
广收门徒



  白圭是商业这个行业最早收授门徒的人,他通过严格的挑选,收了一些学生。白圭招生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商人,要具备以下条件:要通权变,能够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出奇制胜;要勇敢果断,当机立断;要有仁爱之心,能够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还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够固守等待,不轻举妄动。虽然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中,位居最后一位,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是比较低的,但是白圭却将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来作为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可见白圭所要求的商人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这和他以仁为本的经营理念是相合的。
  


后世影响



  白圭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宗敬也还恪守白圭“人弃我取”的经营原则,而南洋最著名的华侨企业家陈嘉庚所奉行的“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的经营思想,也是对白圭经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后世的商人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他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


  一、理财应当预测市场行情


  白圭理财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乐观时变”,即预测市场行情变化并据以进行理财决策。其中,“时”是指市场行情,“观时变”就是预测市场行情变化。他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理财决策思想。其中,“人弃我取”是指当商品供过于求、人们不愿问津时,就趁机买进。他深知“贱下极则反贵”的道理,所以趁其供过于求,价格低廉时买进。“人取我予”则是当自己手中的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时,就趁机卖出。这就是“贵上极则反贱”的道理。白圭说的“时变”也包括农业丰歉对商品价格和供求的影响。他认为在凶灾之年,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产品未必减产。因此,社会出现丰年粮价比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灾年相对较高的情况。于是,白圭就在丰年买进价格较低的粮食,卖出价格较高的农副产品;在灾年则卖出粮食,买进农副产品。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能预测农业丰歉,而不能等到丰歉已表现出来之后。因此,白圭对预测农业丰歉也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



  
二、理财决策必须迅速及时加以贯彻。


  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三、理财要善于用人。


  白圭认为理财要选好人。怎样才能选好人?他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要求。这是他的用人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强压和利诱,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

  四、理财要处理好财务关系。


  白圭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意思是懂得并善于处理“取”和“予”之间的财务关系。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他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财务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

  五、理财要薄利多销


  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因此,白圭在理财实践中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观点。“下谷”是指广大民众消费的谷物,价格低、利润少,但销量大,经营“下谷”同样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利润。
  


《史记·货殖传》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昌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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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白圭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商人、我国古代经商的代表人物。《汉书》中说白圭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据此,人们称其为“天下治生祖”。白圭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的方法。



  白圭因擅长经商而名满天下,他的经商之术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白圭备受同时代人乃至后来史学家的称赞,是天下商贾效法的楷模,古代商人尊其为“祖师爷”,后世商人称其为“人间财神”。公元1007年(宋真宗景德四年),宋真宗追封其为“商圣”。















擅长经商 名满天下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先后在各国确立。由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数量急剧增加,人们的消费能力也迅速提升。同时,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白圭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白圭曾是魏惠王的大臣。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白圭施展了他杰出的治水才能,解除了大梁的水患。





  

后来,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看到这一情形,白圭毅然离开了魏国,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却被白圭婉言拒绝了。








  离开齐国后,白圭来到秦国。当时秦国正值商鞅变法,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对,因此没有在秦国做官。经过一番游历后,白圭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得更是透彻,也对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厌恶感。于是,他弃官从商。






  

洛阳自古商业就很发达,出生于洛阳的白圭有极高的经商天分,很快便成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战国时期,商业迅速发展,商人的队伍非常庞大。他们大部分人公平买卖,正当经营;可也有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甚至有的人还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因此,当时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而白圭正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








    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喜欢做珠宝生意。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经说,经营珠玉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









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就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经营农副产品虽然利润率较低,但成交量大,因此同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白圭选择了农副产品、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经营












人弃我取 人取我予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具体的做法是,当商品供过于求、无人问津时,趁机买进;当自己手中的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时,趁机卖出。






  有一次,许多商人都在一窝蜂地抛售棉花。有的商人为了尽快卖掉棉花,不惜把价格压得很低。








  白圭看到这种情况,便吩咐手下的童仆挂出收购棉花的招牌,收购其他商人手中的棉花。后来,由于收购的棉花太多,白圭只好花钱租用其他商人的仓库来存放。






  不久,卖完棉花的商人又开始抢着购进皮毛。原来,他们不知从哪个商人那里得到消息,说皮毛将成为抢手货,冬天人们有可能从市场上难以买到。当时,白圭的仓库里正保存着一批上好的皮毛。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并没有将皮毛压在手中等待继续涨价,而是把所有的皮毛卖了个精光,从中大赚了一笔。








  后来,棉花严重歉收,于是那些手中已经没有了棉花的商人开始到处寻找棉花。这时,白圭又将收购的棉花全部卖出,再次发了一笔大财。






  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原则体现的是一种经商智慧:不盲目跟风、不人云亦云。这个经营原则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乐观时变 果断出击











  在司马迁看来,成功的商人都是知时的行家。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评价范蠡道:“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遂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意思是说,范蠡因为知地知时,所以能发家。








  白圭的“知时”主要表现在善于发掘事物的内在规律,进而预测市场行情,使他在经商决策上减少了盲目性,更客观地把握住了商品要何时买进和卖出。白圭认为,商家知时就是要“乐观时变”,即根据对年景丰歉的预测,及时调整经营。











  白圭具有高超的把握时机的本领,他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粮价低廉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而获得大量的利润。









  此外,白圭还强调,一旦出现机遇,就要迅速把握,果断出击。对此,司马迁曾称赞白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意思是说,白圭在捕捉商机时,就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














薄利多销 积累长远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在经营上,白圭一直主张“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在白圭生活的时代,谷物是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消费者也大都是平民百姓。对于吃好吃差,平民百姓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所以,为了省钱,他们往往会买差一些的谷物食用。对于商人来讲,所要配备的货物自然就是下等的谷物。因此,在经营上,白圭提出了“欲长钱,取下谷”的经商思想。由于销售对象都是平民百姓,所以白圭一直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当时,一些商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往往囤积居奇,一味抬高价格。白圭反对在粮食紧缺时哄抬粮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











  白圭还很注重支持农民的生产,以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商品来源。他曾经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并提出了“长石斗,取上种”的主张,既让自己获得了利润,又帮助农民增加了产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货源。“长石斗,取上种”的意思是说,农民要想来年丰收,必须购买上等种子。因为只有购买上等种子,才能使谷物的产量增加,卖更好的价钱。






 


 白圭把自己的商业经营建立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商业来促进农业生产,通过农业生产的发展来推进商业经营,这种经营理念是前所未有的。















智勇仁强 诚信为本












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把经济提高到了等同于政治和军事的地位。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同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意思是说,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素质,即使想向我请教经营之术,我也不会告诉你。”









  什么是“智”、“勇”、“仁”、“强”?智,即机敏灵活,能够随时应对各种变化;勇,即判断果决、当机立断,绝不可坐失良机;仁,就是取予适当,不要一味地与人争利;强,则是说要意志坚定,时机不成熟绝不能轻举妄动。










  白圭搞经营以诚信为本。他说:“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意思是说,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卖给手头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










  白圭所说的“予”,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时,一些奸商往往是等价格降得很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人高的价格来收购;当市场上的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人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们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能保证自己取得经营主动权,获得丰厚利润,又能在客观上调节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了保护农民、手工业者的利益。这套做法,被白圭称为“仁术”。从商业道德的角度讲,白圭确实是一位良商。















关心下属 重视团队















白圭认识到,童仆的工作效率与他们的情绪、心理有密切关系。因此,他在用人时不是一味地靠强压和利诱,而是与童仆打成一片。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还消除了与童仆之间的隔阂,使主仆关系更加融洽。











  白圭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即使成了巨富,也是将钱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常常“与用事童仆同苦乐”。作为巨富,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白圭的商业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宗敬恪守白圭“人弃我取”的经营原则;南洋最著名的华侨企业家陈嘉庚所奉行的“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的经营思想,也是对白圭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白圭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具有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揣摩研究。













再补:勤俭吃苦:儒商风范长存








先秦时期,诸子大都肯定“俭”而否定“奢”。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子曰:“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管子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可见,崇尚节俭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尤其儒家的崇俭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古有训诫:成由俭,败由奢。一般来说,商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奢侈挥霍,视钱如泥沙;一种是俭朴自守,希望一文钱掰成两半花。与勤劳相连,节俭是商人精神中的重要一条。伟大的商人懂得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不勤不得,不俭不丰”,俭以节支,勤而且俭才能聚财致赢,否则,用之无节,犹如漏后不堵,必致财源流失。由此可见,“俭”字之至关紧要,勤俭两者不可偏废。

经商的时候,节俭就是对成本的节约,成本的节约就意味着产品利润空间的增大,所以,节俭与成本会产生聚变效应,即节俭会导致成本最大限度的降低。


白圭因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然而他在生活上毫不奢华摆阔,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史记•货殖列传》中介绍说:白圭一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而对于下人僮仆能“同苦乐”。这种难能可贵的操行,正是儒商风范的体现。

白圭不同于那些囤积居奇、在荒年以储存的粮食牟取暴利的商人。他反对在粮食紧缺时蓄意哄抬物价。在经营谷物时,白圭以薄利多销为原则,照顾到农民的利益,粮食是人们赖以活命的必需品,只能取微薄利润,然而进出的数量大,亦能获得可观的利润。他还主张“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将颗粒饱满的谷物作种子,在卖出时售价可适当高一些,这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



白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思想家。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称霸争雄的需要,纷纷加重赋税的征课,以富国强兵。儒家反对重赋,主张推行“什一之税”。而白圭认为,即使实行“什一之税”,其税负依然偏重,因而提出“二十之取一”的主张。



白圭的轻税观点,是从减轻税负以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来的,因而,遭到注重社会政治制度建设的孟子的抨击,诉其为“貉道也”。“貉道”指近于原始的部族实行的极轻的征税方法,孟子其意在于:税率过轻,根本不能适应国家最起码的需要。白圭“二十取一”的税收思想虽无法兑现,但体现了商人在政府重农抑商政策之下希望减轻商税的要求,他的思想代表了新兴商人的利益。












再补补: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成语故事】战国时期,魏国相国白圭在防洪方面很有成绩,他善于筑堤防洪,并勤查勤补,经常巡视,一发现小洞即使是极小的蚂蚁洞也立即派人填补,不让它漏水,以免小洞逐渐扩大、决口,造成大灾害。白圭任魏相期间,魏国没有闹过水灾。
  
【典故】千丈之堤,溃于蚁穴,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先秦·韩非《韩非子·喻老》

【释义】堤:堤坝;溃:崩溃;蚁穴:蚂蚁洞。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可以使千里长堤溃决。比喻小事不慎将酿成大祸。

【用法】作谓语、定语;用于劝诫方面

【相近词】因小失大

【相反词】坚如磐石

【成语造句】


◎ 公元前234年,韩非子《喻老篇》曾论及:"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这是成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出处;公元779~831年,唐代诗人元稹在他的《长庆集》蚁子诗里写道:"时术功虽细,年深祸亦成,攻穿漏江海,�凼瞅岳в阆恚桓业�榱木栾蠹,深藏柱石倾,寄言持重者,微物莫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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